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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3年底携程上市开始，随着盛大、百度、分众等一浪高过一浪的纳斯达克上市热潮，VC似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2004年6月，以硅谷银行率领30家VC访华为转折点，随后包括Sequoia在内的硅谷顶级VC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让投资中国的热度在今年达到10多年来的最高点。在财富的蒸发和变现背后，沉淀了哪些真理？


　　2006年 3月2日，在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KPCB的合伙人，曾在早期投资Google、亚马逊、康柏、网景等一系列著名公司的风险投资大师——约翰·多尔一出现，便被慕名而来的年轻的中国创业者们迅速层层包围。虽然在包围圈中约翰·多尔听到的英语良莠不齐甚至乱七八糟，但他至少听明白了这些年轻人都希望自己的创业计划得到大师的指点。

　　“即使拿不到投资，我也希望能得到投资人的建议，哪怕是打击也好。”一位创业者这样说道。今天，即使是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也开始娴熟地写起商业计划书，并不失时机地寻找和风险投资(VC)接近的机会。因为他们知道有了VC的帮助，自己的商业梦想就有可能瞬间变为现实。

　　但在10多年前，这种情况是令人难以想像的。1993年，中国的证券市场才刚刚启动，风险基金更是天外来物，没人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在1998年之前，IDG、华登国际和汉鼎亚太等VC先行者，投资中国的方式竟然主要是成立合资公司，“1992年到1995年，国内的合资公司大多都失败了，太难管理了。”汉鼎亚太创始人徐大麟如此感慨，北京燕莎百货便是汉鼎亚太以合资方式投资的，现在尚未实现退出。当时国内并不具备高科技投资的条件，不少基金在与政府合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赛富基金的首席合伙人阎焱当初就代表AIG基金投资国内的高速公路等基础建设，他回忆说：“当时就像是在过一条黝黑的隧道，前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着感觉往前摸索。”

　　1998年，互联网神奇的火种在美国硅谷点燃，并迅速而疯狂地蔓延到中国。1999年前后的VC圈如同在一片漆黑中看到了一丝阳光，随即便陷入了集体的非理性状态：“每天都有新的idea去融资，就像站在树下摇钱一样。”凯雷投资董事总经理何欣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在硅谷火爆的一本书《The new new thing》。于是在每个人都标榜自己“超新”的时候，VC们也生怕自己不够新潮，以至于“当时都是穿牛仔裤上班”。

　　VC们从1998年前的冻土期迎来了第一个发芽的春天，但是好时光似乎转瞬即逝。呼啸而来的纳斯达克崩盘，让还沉浸在狂欢中的VC们集体跌入冰冻期。当时包括高盛投资、J.H.Whitney、微软的风险投资部门等都纷纷撤出中国，留在中国的VC也纷纷要求所投公司改变商业模式或削减开支。2001～2003年间，VC在中国开始进入蛰伏期，“当时我们办会的时候，VC们的上座率非常高，因为只有在冰冻的时间，大家才又开始聚在一起互相取暖。”某杂志的主编回忆说。

　　从2003年底携程上市开始，随着盛大、百度、分众等一浪高过一浪的纳斯达克上市热潮，VC似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2004年6月，以硅谷银行率领30家VC访华为转折点，随后包括Sequoia在内的硅谷顶级VC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让投资中国的热度在今年达到10多年来的最高点。

　　对于中国经济，VC过去10多年的跌宕起伏在绝对数量上带来的影响非常有限。但VC就如同是在窗户纸上捅破的一个小孔，透过它，窗外的新鲜空气涌入，彻底打破了屋子里面原本沉闷的气氛。于是一批有史以来最阳光的创业者成功了，而更多的人也开始相信创业不是少数人的游戏。

　　这些“社会贡献”虽然令人感慨，但毕竟是VC这门生意的副产品。对VC自己来说，过去的10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无数财富的蒸发和变现背后，又沉淀了哪些在中国做生意的“真理”？

——从“投资中国”到“中国投资”

　　“如果现在不做，10年后同样也做不了。”10年前，对能否在中国搞风险投资的问题，熊晓鸽向老板美国IDG集团董事长麦戈文如此谏言。10年后的今天，IDG创投已经在中国投资了150多个项目，内部收益率超过42%。10年前被笑为“土人”的IDG合伙人：林栋梁、章苏阳、杨飞等，如今个个成了后来者的偶像。

　　IDG创投在中国几乎创造了一个神话。在这个神话中，原本在美国排不上号的IDG创投却在中国成为了风险投资的领袖之一。

　　而在中国市场上树立风险投资典范身份的不仅IDG一家。2003年3月，软银亚洲在盛大官司缠身、前途未卜的时候砸下4000万美元，然后在22个月内赚了16倍，并且在最高点完美退出的故事，更是被哈佛商学院收作案例。以至于当软银亚洲首席合伙人阎焱出现在哈佛讲台上时，就连窗台上都挤满了人。

　　10年前，到中国投资多数都是在美国本土市场竞争中没有机会的二三流VC。即便在最火爆的1999～2000年，全球最著名的VC们也并没有青睐中国，而是忙着在美国制造泡沫。那时候，投资中国的概念已经存在，但由于中国并非是他们的主战场，因此对中国的投资也多少显得“搂草打兔子”